 2025年9月10日，丘成桐（左二）与求真书院学生代表座谈交流。 图源：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网站 不久前，上海临港。首度出席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丘成桐，此行专为他的学生孙理察致颁奖词而来。 半个世纪亦师亦友，丘成桐颁奖时这样评价孙理察：“作为他的导师，今日我既自豪又谦卑。得见学生超越所有期待，以如此优雅的姿态重塑整个学科，实属师者至幸。”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前两日，孙理察在丘成桐发起设立的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发表报告——所涉极小曲面、广义相对论，正是其获得“顶科协奖”的内核。 这座研究院的广场前，中式水景缓缓溢出刻满各种数学公式的池壁，不远处金黄色“卡拉比—丘空间”模型勾勒出六维抽象结构，中西融合，相得益彰。 我们在这里与丘成桐聊了关于“师者”“学者”的诸多话题。 “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40多年前，丘成桐成为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这一奖项被视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之后40余年，丘成桐把精力都给了数学科研和学术人才培养。76岁的他，每天早上六点，游泳，这是一天的开始，风雨无阻。和他相识逾30年的老友林文伟教授说，游泳是他保持头脑清醒的秘诀，“若当天状态好，游了1500米，我的手机就会弹出丘老师发来的微信：‘今天游了超过1500米。’他很满意”。 林教授认为，一副强健的身体，让丘老能够持续奔波，构建无界的学术交流环境。 香港、北京、杭州、上海、深圳，丘成桐在国内发起设立的数学科研机构，越来越多。 “建院的宗旨之一，就是搭桥，让数学不同领域的学者到同一空间交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副院长连文豪教授说。 按照丘成桐的构思，从具象的广场到无形的学域桥梁，上海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要构建的，是一个激发科学兴趣、促进思想碰撞的开放生态。多元化的讨论班制度，将代数几何、算子代数、物理数学等方向的讨论班向所有研究者开放，既可在教室现场参与，也可线上加入，“为学术交流拆掉围墙”。 截至2025年10月，这个研究院已聘约100位科研人员，并成功举办了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2023、2024年会。 引进人才，更要培育人才。丘成桐在复旦大学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地方只引进不培养，一流人才引进后缺少与年轻人的交流合作，导致一流学者与年轻一代慢慢脱节，成为不再重要的学者。科研的生命力还是在年轻人。” 据报道，研究院希望在10年内拥有核心数学领域20名世界一流水平数学家、20个交叉领域的研究团队，培养30至40名国际学术前沿水平的青年数学家，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博士后100名、研究生500名。“好的学者都喜欢跟好的学生沟通并互相学习。丘先生把全国最优秀的学生集中在这里，对全球顶尖学者很有吸引力。”连文豪说。 开放包容的学术生态，渗透在丘成桐与团队的日常。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办公室就在丘成桐隔壁，“丘教授会来敲我门：某某年份有这么一篇文章，可能和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相关，赶快去看一下。” 然而，没有结果是一种常态。连文豪坦言：“做学术，如果是重要的问题，有2%的时间找到好的答案，已经很不错了。其余98%的时间，虽不能说是浪费，但往往没有直接成果。”不同观点的碰撞，并非意气之争，而是深入的思维辩论。“我和丘先生之间经常有‘debate（争论）’，也可以说是切磋，这很寻常。” “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 “中国的小孩子，经历过中高考的，没有胆量去挑战老师的学术，这是错的。”丘成桐说。 他在自传里回忆，赴美留学时，导师陈省身“一开始要我解决黎曼猜想，但我对这个题目的兴趣不大。”尽管陈省身当时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年轻的丘成桐还是选择研究自己更感兴趣的卡拉比猜想。 “陈先生很宽容，放弃了要我朝着这个方向走。”这种尊重独立思考的师生关系，最终孕育了数学史上的重要突破：卡拉比—丘流形的发现。 如今，丘成桐直接培养指导的博士超过70名，还培养了同样数目的博士后，一批青年学者成为国内外数学界的核心成员和骨干力量。 丘成桐还倡导开设了丘成桐少年班数理拔尖人才培养项目。珍视学生的好奇心和质疑精神的他，欣喜地发现，一些12岁的学生对提出问题很有兴趣，“他们年轻，不怕挑战老师”。 丘成桐的学术视野宽广，很清楚如何打磨有天赋的学生，引导他们找到突破的方向。连文豪说：“你要做什么，丘先生都清楚。他不仅提供文献，更能指引你这个问题到了这个节奏应该找哪位去讨论细节。”丘成桐的学术网络横跨多个领域，当学生在某一学科中陷入困境，他总能为其串联起跨学科的专家或学术工具。“对一个年轻学者来说，这是很重要的资源。”连文豪说。 从不敢提问到勇于挑战，从遵循权威到开拓创新，丘成桐通过理念浸润与制度塑造，试图改良教育的土壤。在他看来，让学生“不受外力干扰，不屈不挠在求真的道路上挺进”，不仅是培养数学家的需要，更是中国科学能否真正崛起的根本所在。 “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 丘成桐曾两度带领学生前往曲阜祭孔，希望引领年轻学子在先贤之地感受科学的根与魂。 他谈科学时，总要谈起文化。 “要做一流的科学，不可能从石头里蹦出来。”他说，“我们有文化的沉淀——在这沉淀里长出苗，苗长成树，中间一定要经过肥沃的土壤。” 土壤何在？丘成桐说：“牛顿、黎曼，从宗教中来；对中国人来讲，文学就是很好的土壤。” 年幼时，父亲丘镇英每周都在家中与学生们畅谈孔孟之道、禅宗义理。几十年后，丘成桐在大洋彼岸依旧传承着这样的文化记忆。连文豪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时，每年都和同学一起去丘教授家中庆祝春节，顺便打桥牌。 丘成桐常写旧体诗，文风古朴凝练。丘成桐透露，杨振宁离世后，他提笔写下挽联，思念泉涌，倾泻而出——“慕双雄携手，破宇称守恒，启我后学二三辈。继外尔规范，始强力物理，叱咤科坛六十年。” 这副挽联后来在“数理人文”发布，这个微信号还曾发布过很多丘成桐的文学作品。他认为，“文学、历史、哲学与数学相通”，都是研究自然中最重要、最奥秘的问题，只是视角不同。“真理是一样的，只是从山不同的方向去看。文学是心灵与自然交流得出的经验，科学是用规律观察自然。” 据不完全统计，在丘成桐最新著作《我的教育观》中，“哲学”一共出现122次，“诗”出现120次，“文学”106次，“历史”98次。 丘成桐在书中说：“文史哲对我的数学研究影响颇深。”他曾提出猜测，断言三维球面里的光滑极小曲面，其第一特征值等于2。尽管当时这些曲面例子不多，但他用“比兴”手法，利用相关情况模拟而得出猜测，近期得到证明。 正因为笃信一流学问发展自文化之根，丘成桐在数学学院做了许多看似与数学解题、考试无关的事。在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他创设“求真大讲堂”，请各领域学者给学生们谈庄子、讲魏晋风度、论苏东坡——让人文成为数学专业学生的必修。 每周，他给求真书院的学生上《数学史》。声音洪亮，站着讲述历代大师的成长过程，讲他亲历的那段数学历史。 他在书中写到开课的原因：“我从读历史中领悟到一种方法，那就是必须总结历史教训……我希望学生学习数学史，让他们晓得伟大数学家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从而思考他们以后的路要怎么走。 “基础的问题最漂亮” 上世纪90年代，丘成桐开始推动国际数学家大会落地中国。彼时的中国数学，他形容是“一穷二白”。“以前很多人都送出国了，回国的很少，本土能产生的研究很少。当时学术研究的钱太少，人家不可能来。” 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丘成桐说：“我期望用这个刺激一下当时中国对数学的重视。” 如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提供的薪资待遇甚至比欧洲、比美国都要好”，丘成桐认为，“中国的数学正在崛起，已经站在世界水平前沿”。丘成桐指出，当今学问远比爱因斯坦的时代丰富，“我们多姿多彩”。 他倡议由中国主办203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希望在未来5年间，中国能孕育出一批在国际上备受认可、斩获大奖的中国数学家；到2034年，能有中国数学家拿到菲尔兹奖。 在AI时代，丘成桐说，如果重新选择研究方向，还会投身基础研究。“因为基础的问题最漂亮。”他认为，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数学的一部分，“是向前推一步的产物，因为人工智能就是算法。” 2025年7月，丘成桐与林文伟教授等人合作在胶质瘤影像遗传学研究中的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他们用最基础的微分几何方法，将数学之美应用于医学影像，通过精巧的变换，将诊断准确率提升约17%。 林文伟很快收到丘成桐发来的微信——“极好！”因为“丘老师提出来奥妙的地方被我们实现了”。这两个字，在他们上百次交流中仅出现过两次，林文伟把这条微信珍重地存了起来。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class="thumbnail" alt="[list:title len=50]"> | 作者：倪思洁 朱阳慧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6/1/19 8:52:24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  ■本报记者 倪思洁 实习生 朱阳慧 1月12日上午，北京冬日的阳光透过干枯的枝丫，洒在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声学所）的报告厅。在这里，正在举行纪念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汪承灏的专题报告会。 大屏幕上，汪承灏的照片定格：他身着一件深棕色的夹克，清澈的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台下的人。台下坐着他的学生、同事、老友，他们中许多人已是满头银丝的学术带头人。 然而，当他们聊起老先生的时候，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竟然是“怕”。 “不怕汪老师的人不多。”和汪承灏共事多年的声学所原副所长宗健，一句话就让在场者都点头微笑。紧接着，他收起笑意说道：“他要求太严格了，但他严得有道理。” 2025年5月29日，汪承灏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先生离去后，人们才意识到，这种“怕”不是畏惧，而是敬畏——敬他苦行僧式的自律与执拗，敬他敢当众批评别人也敢当众承认错误，敬他把“清楚明白”刻成做学问的底线。 “科研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 宗健18岁就进了汪承灏的研究组。“组里条件并不好。”宗健记得，那时才20岁出头的汪承灏，带着几个同样年轻的小伙子，“就这样把队伍拉起来，开始干，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那时的汪承灏，是国家选拔出来的“青苗”。1938年1月10日，日军侵占南京的硝烟尚未散尽，汪承灏在全家人逃难的途中降生。汪承灏在童年、青年时代极为优秀。从小学到中学，他的主课成绩几乎永远是全班第一。195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11月，国家急需科研力量，汪承灏等百余名优秀的大学生被提前抽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 在宗健看来，汪承灏的优秀与他苦行僧式的自律密切相关。 “他早晨8点来钟就进实验室，一直到凌晨1点才收拾东西，回家睡觉。”宗健回忆起那段激情又“恐怖”的岁月，“星期天？甭休息。电影？甭看。找对象？没工夫。” 那时，大家“都在一个宿舍睡觉”，夜里讨论到熄灯，早晨“他6点半就把你提溜起来”。“累、怕，但跟着他踏踏实实学，准能学好。”宗健说。 更让人“怕”的是，跟着汪承灏干，实验必须标准清楚、要求明确，做错了就返工，不分资历、不讲情面。那些年，谁的工作出了问题，都要从头来过。 “他在严格的同时，也非常关心年轻人。经常就年轻人的成长培养和个人发展展开专题讨论。”宗健补充道。 2023年，汪承灏在病榻上写下《如何做好科学研究》一文，这也是他晚年留给后辈的一份方法论总结。文中，他说，“科研本来就是一件‘苦’差事”“文献要反复读，细节不能放过，直到所有数据都契合”。这种近乎笨拙的、苦行僧式的执拗，他坚持了60余年。 “严”是表象，“真”是内核 声学所原所长、中国声学学会第八届理事长王小民曾与汪承灏共事近30年。 “我的博士论文是他审的。我那时候挺紧张的。”王小民回忆，“在所有审稿人里，他审的时间最长。别人审稿只提建议或者意见，你按建议去改。汪先生不是，他不只提意见，还直接给你改，哪一句话写得不清楚都得改。” 到了最后，汪承灏给王小民写的鉴定意见，跟敲打他时的严厉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写的是‘在该领域首次得到了物理图像清晰的结果’。”时隔多年，王小民仍然记得这句评语，他感觉“汪先生高高举起，最后又轻轻放下，就像父亲一样”。 作为汪承灏的年轻辈学生，声学所超声学实验室副主任李俊红心里也藏了一段曾让他“丢了面子”却又“长了志气”的往事。那是在实验室的工艺间，汪承灏和李俊红一起讨论器件优化方案。当着众多同事的面，汪承灏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李俊红：“器件工作原理理解错误！” “我当时委屈极了，一夜没睡好。”李俊红回忆，当晚，他翻了好几篇文献，准备第二天和老师继续讨论。 结果第二天一早，李俊红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汪承灏已经先到了。看到李俊红进来，汪承灏抬起头，第一句话就是：“李俊红，你是对的！” 汪承灏这种“只认理、不认人”的性格，在一些集体评审场合表现得更为突出。 “观点可以激烈交锋，但一旦程序走完、结果出来、票过半了，他二话不说，拿着提包立刻就走，绝不纠缠。他都是实事求是地评估，没有个人私心。”王小民说。 个人靠后，科技兴邦 作为汪承灏早期的研究生，声学所原超声电子学实验室主任何世堂系统讲述了老师对我国微声学学科作出的开拓性贡献。“汪老师总能敏锐地把握学科研究方向，不仅推动了学科发展，也让我受益良多。”他说。 声学所原声学微机电实验室主任张碧星介绍：“汪老师经常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来声学所进行学术交流和讨论，及时把握超声学的发展动态。本世纪初，他带领团队开辟了时间反转成像研究方向，对我国超声学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张碧星记得，汪承灏总是对他们说“我们要以科学研究为主，把精力投入进去，不要被社会上那些经济效益所迷惑”。 汪承灏不仅这样要求别人，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在女儿汪倩的记忆里，他们一家五口人一直挤在一个小房子里。 声学所超声学实验室主任陈德华回忆，实验室调整办公室时，他担心汪承灏腿脚不便，曾托人找老先生商量：“这边有电梯，能不能把您办公室挪过来？这样您就不用天天爬楼梯了。” 结果，老先生回绝得很干脆：“不用，我还是在原来的办公室。房子紧张，别占用大家的资源了。” 在大家眼中，汪承灏从来都只是对自己省，对待学生和同事却极为大方。20世纪60年代，汪承灏一个月工资有60多块钱，是组里的“大户”。他领了工资就随手往从不上锁的抽屉里一塞，转身对组里的年轻人交代：“工资就在我抽屉里，你们要是家里有什么急事，或者是手头紧，看情况自己从里边拿啊。” 在汪承灏的学生和同事们看来，这些事都很“汪承灏”。他的一生，跨越了抗战的硝烟、新中国成立的艰辛与新时代的繁荣。他也早已习惯了把国家、学科、年轻人，放在比自己更靠前的位置。 “汪老师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科学家。他所有的言行始终围绕他的科研事业。”李俊红说。 如今，北京中关村街道的院士文化墙上，保留着汪承灏生前留下的手印和寄语。起初，汪承灏并不想参加这种热闹活动，直到有同事突然说了句“你看这附近有那么多中学和小学，你留寄语对孩子们有教育意义”，他这才点头。紧接着，老先生不假思索，颤颤巍巍地提笔写下4个字：“科技兴邦。” 《中国科学报》(2026-01-19 第1版 要闻) 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class="thumbnail" alt="[list:title le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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